苗族歷史悠久，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有關於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記載。苗族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活躍於中原地區的蚩尤部落。蚩尤、炎帝和黃帝一同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即中華三祖。發明文字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進步。考古學上通常將文字的出現作為人類社會步入文明階段的重要標誌。文字是書寫語言的符號，有助克服語言的時空限制，擴大信息傳播，增加文化積累，推動社會發展。
圖：二十世紀初的苗寨（資料圖片）
苗語與苗文
關於古代苗族有無文字，學術界歷來頗多爭論。各地的苗族幾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傳說，這些文字寫在羊皮或樹皮上。傳說中大都認為，由於戰爭與遷徙頻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傳，如今各地苗族刺繡圖案中的幾何花紋，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殘存，已經無法作為系統的語言文字。
苗語一般被認為屬於漢藏語系苗瑤語族，也有學者對苗瑤語的語系歸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屬於南亞語系或孟高棉語系。苗語分三大方言：東部（湘西）、中部（黔東）、西部（川黔滇），各方言又分一些次方言或土語，其中川黔滇方言分為7個次方言，各個方言及次方言內部還有土語之分。
文字方面，苗文有老苗文和新苗文之分，如今把拼音苗文之前苗族先民所創造的苗文稱為老苗文。在二十世紀初，一些在苗族地區傳教的外籍外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也創製了一些苗文，如柏格理苗文、胡托苗文等。但是這些文字，除了柏格理苗文之外，推行面十分狹窄。建國後，國家用拉丁字母為苗族制定了四套拼音文字，加上國外苗族的國際苗文，現在一共有五套拼音苗文通行。
伯格理苗文的創製
1905年，英國的傳教士伯格里（Samuel Pollard）來到我國石門坎苗族地區。自進入石門坎開始，柏格理一邊跟當地人楊雅各、張約翰，漢族人李國鎮（又名：李斯提反）等學習當地語言，一邊借鑒拉丁字母，參考苗族服飾圖案，摸索創製苗族文字。經過反復的嘗試和修改，1905年年底，伯格理團隊終於取得成功。
圖：英國的傳教士伯格里牧師（資料圖片）
伯格理團隊創製的這套苗文，被學術界稱為「柏格理苗文」或「滇東北老苗文」，民間稱為「老苗文」、「石門坎苗文」，英語世界稱之「波拉德文字」或「波拉德字母」。伯格理苗文使用26個拉丁字母拼寫而成，有32個聲母，37個韻母，分別稱為大字母和小字母，並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來表示聲調。伯格理苗文最大的特點是簡單易學，可根據需要自行複製，十分實用科學。這套文字不僅得到中外語言學界的肯定，而且因為文字飽含苗族文化元素，有「繡在衣服上的史詩」般的隱喻，受到苗族的普遍認可和青睞，在苗族人中有了堅實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基礎。
圖：上世紀60年代楚雄苗族以滇東北老苗文與家人聯絡之苗文信札（網絡圖片）
老苗文創製人之一李國鎮的後人宣瑞辰，在接受本刊專訪中介紹說：「我的曾外祖父李國鎮，這位苗族人的漢族朋友，我們的民族精英，是伯格理的得力助手。國鎮公的一生為威寧地區苗族的文化傳承、文字教育與社會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據《雲南基督教史》所載，1896年李國鎮與其兄一起加入基督教，伯格理為李國鎮取教名「李斯提反（Stephen Li）」，並送他們到成都華西大學讀書。畢業返回後，由於李斯提反擅長交際，篤信福音，於是專門協助伯格理四處奔走傳教。
關於李國鎮的工作，伯格理在《苗族紀實》中有一段詳細的描述與評價：「每天晚上，小教堂中列行的漢人禮拜式結束後，還要舉行苗族的禮拜式。我的朋友與同事李斯提反先生在那些天里給予我巨大的幫助。...... 得益於李先生的重大幫助，我們以簡易的漢語的韻文形式刊印了敘述聖經故事。...... 由於苗族沒有文字，也沒有文獻作品。我們面臨的任務是顯而易見的。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再次發現李先生是我的得力助手。...... 漢族朋友能不顧艱難險阻而忠誠於你，也會於需要的時候向你提供驚人的幫助。」
在伯格理苗文創製之初，伯格理團隊立即將《新約全書》翻譯成苗文，並於不久在成都印刷出版，經過多次再版，至今仍在民間廣為傳播。這對於當年第一次走進學堂的苗族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的第一本教科書。與此同時，《苗族基礎課本》等啓蒙讀物，各種《聖經》單行本等，也相繼問世。這一時期，《平民夜讀課本》等教科書印刷出版，口耳相傳的《苗族古歌》等苗家歷史、故事、詩歌等被記錄下來，成為更易於保存、傳播的文字文獻。
伯格理苗文主要適用於貴州省畢節地區、安順地區、六盤水市和雲南省昭通地區、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東北次方言的苗族，這部分苗族有35萬多人，熟悉這種苗文的苗族有5萬多人。
從創製苗文到推動教育發展
苗族人民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醫學、建築等各個方面。由於苗族歷史上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傳承僅靠口傳心記，年長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傳。伯格理苗文創立並推行後，讓苗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繼承和迅速傳播。與伯格理苗文一道應運而生的，是1906年苗漢雙語教學在石門坎的推行。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推行雙語教學的學校。
圖：伯格理與學生在石門坎學校合影（資料圖片）
經歷史查證，當時苗漢並無深入往來。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還有如「禁止苗官苗民住城內」的令札。伯格理及李國鎮等人為苗族文化鞠躬盡瘁，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感化當地各族人民，贏得信任，形成一股文明交融的凝聚力。伯格理苗文在當時不僅推動了苗族人的掃盲識字運動，還幫助苗民樹立起對生活和學習的信心。伯格理苗文作為啓蒙鑰匙、文化載體和苗族的文化媒介，使石門坎學校成為當時西南地區的鄉村文化教育中心。這期間，石門坎本地學校畢業生有4000多名，走出去的初高中生，中專生數百名，培養出大學生30多名，博士生2名。近百年過去了，至今這個鄉村，有的老人居然還能說上幾句英語。
宣瑞辰總結說：「柏格理用實踐告訴人們，透過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也可以在貧困、落後的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發展。在百年後回頭看石門坎的故事，我們得到一條重要的結論：民族間的文化障礙並不存在，伯格理團隊的事跡也有力的反駁了東西方之間的文明衝突。從開山修路，到創字譯經，身為後人的我們再去瞭解當時的一大成功創舉時，不禁感慨祖輩勇敢無畏，艱苦奉獻的精神。伯格理以及他的同事們傳播了科學知識與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我引用曾外祖父兄長李國均《溯源碑》的這段話：『憶當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飛雲卷雨。喜值岩星滿岩，敬勒貴珉；伏望漁人得魚，共矢丹悃。』隨著世界的加速發展，我們更應該重視文明多元化這一課題，希望我們的民族文化能在新世紀里再造輝煌。」